中国必须进行五大领域全面投资30版刺激政策建言

中国必须进行五大领域全面投资 3.0版刺激政策建言

中国经济犹如高速道上的赛车，核心竞争力就在于“快”。中国30年来的经济发展称得上一骑绝尘、睥睨全球、少有干扰，但怕的是减速后落入车队中互阻互撞，经济发展的干扰性因素也将随之大增。　　但麻烦恰恰在于，中国经济发展确实出现了明显的减速现象。投资、消费和出口，中国经济三驾马车整体齐跌已成既定事实。

2009年4万亿投资聚焦基础设施，中央财政与地方负债齐上阵，内需与外贸一块促，但很快功效消退而后遗症显现，至今让人们谈虎色变。　　我们拉动内需与促进外贸，至今没有找到一种立竿见影的灵丹妙药。单点突破的幻想已然难解三驾马车并跌的困局。　　就此，经济各界几乎信誓旦旦地一致认定，所有的大型刺激政策都将对上述经济减速现象束手无策。因此，“刺激政策从此退出经济舞台”、“只能微刺激”的“退出论”占据主流。　　但我们智库系统大范围的考察研究却表明，上述主流论调恰恰缺少经济大历史的比较性眼界，恰恰是见木不见林的偏颇与错误。这些论调对“刺激”的理解还远远地停留在很狭隘也很落后的“原始凯恩斯主义”的认识层次，“不知有汉，岂识魏晋”，完全不知晓3.0新版刺激政策从供给到需求到机制等多位一体的气象格局为何物。　　针对着当今中国经济最突出的几大病症、短板与弊端，比照着1950年的美国和1960年的日本 ，经过长达一年多的调查、研究与探索，我们也给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，即数万亿规模五大领域系统投资的大手笔经济刺激之道。　　重启农田水利建设的　　万亿投资　　比照于日本1960年国民收入倍增从最底层农民开始的经验，新版刺激政策的第一大投向非农田水利建设莫属。　　当年日本通过组织农协和农会让分散弱势的农民全面组织起来，并靠三步并举的改革得以推进：其一，农产品价格大幅提高，水稻价格高于国际市场近3倍；其二，严格农产品市场的统一管控，强势农协的垄断运作，进行农业周期调节和国际市场谈判；其三，通过农协服务和培训等让农民多角兼业方式转换入城，彻底杜绝了“农民工现象”。　　很快，日本农村居民收入开始高于城市居民收入，到1975年农民收入已超过城市居民14.5%左右，农村家庭超出城市家庭收入37%左右；此外还刺激了农民消费，没有造成中国式的“农民工”现象，内需占比较高；最重要的，是加速了城镇化建设，推动了小城镇的迅速发展，导致城乡二元差距急剧缩小，并基本消失。　　我国农业产业化同样面临三位一体的改革问题。但是，我国恶劣的农业生态和30年失修的水利，无法给农村改革和农民收入迅速倍增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。　　根据2013年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，全国耕地20.3亿亩，其中有灌溉设施的9.2亿亩，占比45.1%，无灌溉设施的11.1亿亩，占比54.9%。一半多的耕地靠天吃饭。统计表明，中国65%以上为农业用水，其中的90%则用于灌溉。　　为此，启动万亿水利投资计划，可收一箭多雕之功。中国是严重缺水国，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值的1/4，最新消息表明，引水等手段已越发成本高昂，南水北调十年造价翻番，成本由1240亿涨到2082亿，因此节水工程投效最高。　　其一，完全可在农田水利重建的基础上开启水权交易市场，在大量投资后形成大量收益，打破传统基建投资模式“投资大、收益慢”的旧框。　　其二，喷灌设备需用钢铁，水泥渠需用水泥，各种材料与各种技术都有大量需求，对相关产业带动明显。　　其三，灌溉方式的改变有利于缓解土壤板结，大幅缓解土地污染严重问题，有效提升农产品供应，缓解农产品供给安全。　　其四，也是最根本的，只有像1960年的日本那样，从农业和农民入手推进城乡统筹，全面解决二元结构分裂的长期矛盾，中国经济才会有根本性的结构调整与再造。　　万亿美元推进中国资本、经验全球输出　　在需求刺激这一端，常规性的、仅以一国域内为视野的刺激手段功效确已明显递减，但面对经济下滑的严峻形势，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地全盘否定需求刺激手段。　　我们推荐的，是借鉴当年美国马歇尔欧洲复兴计划的、全球视野下的“资本输出+中国经验输出”的刺激模式，通过“特区经验”这一出自改革开放启动期的成功经验的整体输出，带动中国的过剩资本、过剩产能、过剩劳动力的对外输出。我们称之为“内外经济互动振兴的全球投资计划”。　　目前这一“自由特区”类计划在包括南非 、巴基斯坦瓜达尔港、尼日利亚 、印度尼西亚、委内瑞拉等国，甚至在像法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都有大量尝试，高度自治、高度灵活、高度开放，在有效扭转所在国经济颓势方面作用颇佳，并受到他们的诚心追捧。　　推行这一模式，应该在五点一线上创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。即：　　一是创新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拉动层次。　　马歇尔计划拉动了美国在欧洲战后重建需求的资本输出，而今天的中国，不仅在全球竞争一般性建设工程，输出钢铁水泥等过剩产能，而且已经具有高铁航空航天等高端技术。　　二是创新凯恩斯主义的战略投资能量。　　马歇尔计划基于对盟国未来还款信用的确信，而中国目前的全球投资计划，不是考察信用的贷款，而是寻求盟友的战略性投资，需要更多的战略设计和战略论证。　　三是创新凯恩斯主义的需求与供给互动。　　马歇尔计划直接推动美国过剩资源的输出，而中国作为世界制造大国，处于资源严重短缺的状态，因此必须在基础设施、能源资源两者间互动运筹，带动全球化的资源供给新来源。　　四是创新凯恩斯主义的全球需求的优化与引导。　　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对象是类型相似的市场发达国家，而中国面临的全球资本需求千差万别，从出现衰退的发达国家，到高速成长的中等收入国家，以及贫穷落后的不毛之地，因此必须在投资优化方面下大功夫。　　五是创新凯恩斯主义的全球供给引领力。　　马歇尔计划有效帮助美国战后的全球领导地位的确立，而中国目前的国际关系格局复杂微妙，需要在全球化投资中合纵连横，使资本输出、经济发展和国际外交巧妙结合，逐步推进中国的全球地位。　　万亿投资加速城乡布局　　和产业内地转移　　美国经验表明，制造业、服务业等产业的区域性布局和集聚转移有重大战略意义，其中有两大方面对当今中国有特别意义。　　1、大国经济受益于大都市的国际竞争力，中心城市的房价物价暴涨一定带来中小城市产业转移的福音。美国从1890年代跃居世界第一，用70年完成了传统制造业向产业聚集城市的转移。　　钢铁城匹兹堡得益于美国钢铁产业转移，美国钢铁产业发端于木炭和小铁矿集中的东北部大西洋沿岸，随着木炭被无烟煤代替，向西迁移到靠近无烟煤产地的贝斯力赫姆和斯克兰顿一带，焦煤技术推广后转移到生产焦煤的匹兹堡。　　汽车城底特律依靠汽车产业起家，由于占据五大湖水路的战略地位，聚集了通用、福特 、克莱斯勒等汽车产业巨头，形成了庞大的汽车工业。　　五大湖的加工制造基地依靠其丰富的矿产资源和优越的地理位置，还成为美国东北区承接制造工业的基础。　　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的家具制造业，先后从纽约东部发达区向中西部地区又向南部地区转移。每次都是移向制造成本更低和优质硬木资源更丰富的地区。　　2、在我国，推进沿海大都市低端产业与特色产业向中西部集聚转移，对城乡一体化新体制将产生深远的重大影响。　　传统产业集聚转移进一步发挥规模优势，提升全球竞争力；　　传统产业合理布局进一步发挥区位优势，内需外贸联动发展；　　农民工就近务工改变就业心态和消费模式；　　生活指数差异不影响生活质量，城乡差异全面缩小；　　东部大都市的产业转移，新兴城市及中西部中小城市的产业集聚，还是解决地方债务危机的唯一出路。　　中国的转移布局正受到东南亚、东欧、南美与非洲的挑战。为此，我们应该推动贴息贷款的万亿投资计划，按近年投资量与政府负债率排序优选新兴城市，一箭三雕产业集聚、地方债务与城市化问题。　　万亿托市刺激股市破万点，　　推动产业升级　　台湾股市股指先后于1990年、1997年、2001年3次冲高到万点以上，1990年前，台湾高技术产业占股市市值比例仅有2.7%，到了1999年则迅速升到52%，2001年一度达到65%。　　发展中国家解决了农民与农村问题，一定会带来内需大涨、大都市房价与生活指数大涨、高端服务业市场大涨与高新技术产业机会大涨，于是，股市的涨跌就成为高端服务业与新兴产业群发展状态的风向标。　　中国股市20多年来长期低迷，在2007年10月6124点的大牛市之后，中国股市已经陷入持续达7年之久的大熊市。如何振兴中国股市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重要议题，并产生了三种思路：　　1)技术派认为，企业微观基础不牢，要运用技术性制度规范和技术性严格监管，再造中国上市公司的能力基础，才能重塑投资者与投资资本对中国上市公司的信任。　　2)体制派认为，股市的中观机制不灵，要通过开放上市通道和淘汰下市机制，优化我们的上市公司，才能重构企业对中国股市融资的信誉。　　3)政策派认为，周期性宏观大势与股市信心完全逆反，必须运用强势性的刺激政策拉动内外资金入市，才能重建股民对中国股市投资的信心。　　结论很明显：大陆股市的特征与台湾相似，散户投资占据重要比例，巨额的居民存款需要进行股市心理的政策引导，而政府大规模资金托市则是最极端的心理刺激，也是目前唯一可取的方式。　　万亿美元外汇投资　　创立民营官助新机制　　多年积累之下，中国有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，但其使用和投向却效果不佳、备受诟病。在当今美国持续多年“量化宽松”、日本也随之大力效法的国际货币冲击下，中国方面一直被动应对、备受其累，外汇资产多有闲置与频频贬值，与我们官办主导的金融治理能力的某种缺失，和巨额外汇处置的误区有密切关联。　　最大的争议之一，是由巨额外汇储备形成的高达36亿人民币的“外汇占款”，究竟是祸害负担，还是财富资本？我们坚定地认为，巨额的外汇储备(绿票子)和天量的外汇占款(红票子)首先是宝贵财富和资本手段，关键在于两种票子的管理模式与战略运用，需要根据国际外交、全球贸易、内外经济的形势重新定位与全新调整。　　●在“绿票子”的管理上，启动全球经济振兴计划，在大国投资上兼顾政治与经济，靠合纵连横的策略分类运筹，在“资本输出+经验输出”的新模式下落地于实业和资源，变被动为主动。　　战略确定后，在模式选择上，从已有的三大模式(中投公司与中非基金的模式，由政府主权基金公司直接操盘，负责全球的战略投资；苏州工业园的模式，由中外双方的企业财团群设立合资运作平台，负责该国的投资运作；创办民营官助的基金)中，我们认为创办民营官助的基金，采取混合所有制主体模式，更有利于承担全球经济振兴计划的历史重任。　　●在“红票子”的运用上，我们主张改变央行多年来的紧缩导向，向经济实体注入流动性剌激，并大胆采取“零利率”政策。央行高息发债回笼，导致去年先后两次出现“钱荒”，资本价格高于国际市场5至8倍，将理应10%以上增速的经济拉下了3至5个百分点，这样的方针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。　　结论：新版刺激五大投向　　将开创中国经济新高峰　　由上可见，在今天全球化竞争愈演愈烈的大局下，“经济刺激”的内涵已发生根本巨变，既有常规的“货币刺激”、“财政刺激”，也有新型的“改制刺激”、“创新刺激”、“造势刺激”、“走出去刺激”等等，而且彼此联动、俱损俱荣、立体交织；所针对的，都是中国当今最迫切、最根本的瓶颈与难题。其基本特征，正与当年日本的收入倍增或美国的马歇尔计划遥相媲美。因此我认为，这样的刺激根本不该退出，而要升级，要大搞。有这样的刺激导向，中国经济超越全球的新高峰 ，将无可阻挡，也将指日可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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